从郑钦文的奖金分成说起

郑钦文未能“越过高山”，第3次负于萨巴伦卡，以女单8强成绩结束美网之旅。

不过对于21岁的郑钦文来说，攀登不会停止，连败也不会令她气馁。要知道在奥运半决赛首胜红土女王斯瓦泰克之前，郑钦文对她也曾6战全败，后来一战翻盘。

美网结束后，郑钦文在今年大满贯赛事的征程落幕，其中澳网突破性获得女单亚军，法网打进32强，温网止步首轮，美网杀进8强。

奖金方面，郑钦文今年在四大满贯中的入账也已经明确。

澳网进决赛拿到172.5万澳元（约823万人民币），法网32强奖金15.8万欧元（约124万人民币），温网首轮6万英镑（约56万人民币），美网8强53万美元（377万人民币）……共计约1380万元。

这个奖金数当然不是郑钦文到手后的数字，按照ATP和WTA的规定，不同赛事的奖金扣税比例一般在20%到30%不等。另外还有说法称，根据会员协议，还要交给中国网球协会约11%左右。

当然，比赛奖金只是郑钦文收入的一部分，更大头还是赞助、代言等商业性收入。

根据《福布斯》公开数据，2023年，郑钦文的比赛奖金为170万美元，赞助代言收入550万美元，在全球女运动员中排名第15位。今年随着奥运金牌光环加持，她的商业价值进一步飙升，奖金在收入中的占比将会进一步减小。

谈到奖金分配比例，有人疑问，郑钦文不是单飞吗？为什么奖金还要给中网协一部分？

其实，中国网球选手的单飞，说起来很复杂，真正像国外职业选手那样全程自负盈亏的并不多，很多是“混合培养”的模式。

展开来说，一个中国孩子的网球之路，最主要的路径包括：

其一是体制内，网球兴趣班里，那些有天赋的孩子被选拔推荐到专业队，打得好再进入市一级队伍。市队佼佼者进入省队，进省队后，训练、食宿、差旅等费用都由体制承担；

其二是职业化，如果走体系之外的道路，家长和孩子也可以进入国际网球学校、聘请教练团队、自选参加比赛，但所有费用自理。

早年李娜那一批选手的“单飞”，曾引发很大轰动，因为她们是从体制内跳出来，是前所未有的创举。

但现在打出来的中国网坛优秀选手，可选择的道路要广得多。

网球热和随之而来的网球培训社会力量崛起，以及相应的培训模式丰富化，是中国网球大爆发的一大原因。

除了国家队培养、地方队培养，现在家长和孩子可以选择的还有社会俱乐部培养、家庭自主培养等。

如果家庭条件出众，可以让孩子从小融入到国际环境中，接受先进的职业化培训。张之臻、商竣程、吴易昺都是如此被打磨出来的。

当然这样做的开销不菲。张之臻的父亲张卫华曾说：“一些中国家长把10岁左右的孩子送到国外俱乐部练网球，一年下来，吃住训练费用大概要100万元，如果家长一直跟着，还要多50、60万的开销。”

还有一些国内的高水平网球俱乐部，会挑选优秀的苗子签约，全额资助他们的成长，这解决了孩子走专业化后的高昂费用问题。比如王曦雨，就是在这种模式下脱颖而出的。

中网协副主席、当年单飞代表之一的郑洁就说：“现在，中国网球的人才培养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培养体制了，新出现的一些培养模式比较国际化。所以，现在的中国青少年网球选手的打法和个性，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似的千篇一律，他们因为成长的道路不同，个性、打法更加多样。”

打破条框束缚，突破体制内外的界限，将更多的培养模式混合在一起，让更多苗子获得好的培训机会。

以郑钦文为例，她身上就糅合了体制内外的混合影响。

早年进入武汉市体育局训练基地，师从省队教练余丽桥、谢纯；后来进入北京匠心之轮网球学校，跟着卡洛斯·罗德里格斯训练。在崭露头角后和IMG国际经纪公司签约，赴西班牙、美国等国学习、训练和比赛。

2022年，郑钦文又和武汉市体育局签下“联合培养”协议，由体育局乒羽网管理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和帮助，助力她更上层楼。另外，在出战奥运、亚运等比赛时，相关食宿差旅等费用无需郑钦文个人承担，而由中网协负担。

吴易昺的网球之路，除了家庭承担，也糅合进了体制保障。他在国际青少年比赛中露头后，浙江省队很快为他组建团队，并提供资金支持。

王欣瑜的成长之路，深圳相关体育部门长期提供师资和场地支持，还在参赛政策上给与帮助。

这就是目前国内成名网球选手的普遍培养模式：家庭承担一些、社会承担一些、省市承担一些、国家承担一些，合力而为之。

即使是郑钦文这样的单飞职业球员，或多或少也都得到过体制内的支持，所以在名利双收之后，选手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回馈，比如参加一些协会或省市指定的比赛，或根据协议来进行奖金、商业收入的分成。

在这种模式下，以往高高在上的体制内单位，角色有了大转变，现在可以理解为“投资人”或者“参股人”。

不再是自上而下的领导，不会对选手的训练比赛安排指手画脚，而只是“出资入股”，按照协议办事，有了成果就分一杯羹，

现在郑钦文等人按比例“上交”部分奖金，这其实也是职业化、市场化的一种表现……

在过去，体制固然可以为选手的生活、训练、比赛进行全资托底，但当选手达到一定水平和级别，想要寻求更高的突破时，原本作为保护伞的体制，这时就会显现出局限性。

既然是体制内负担全资，一些领导很自然的会把运动员当成下属，当成命令的对象，而缺乏尊重。

2001年全运会，主管领导临时拆散李娜和男友姜山这对组合，并称只要服从安排，待遇从优。李娜说：“他们弄错了，我们要的不是待遇，是尊重。”

引爆李娜第一次退役风波的是釜山亚运，她身体状况有问题，但领导对队医说，你只管给她打针就行，李娜一下就怒了。

更大的掣肘是资金和训练水平上。

网球选手的训练需要有个体的针对性，聘请外教团队、出国参加高水平比赛，都意味着更大的资金支出。

当年体育总局的规定是，运动员各种比赛收入的65%要上交，由总局、协会和省市进行分成，留给个人、用于个体进一步发展的钱，就所剩无几，而国家队的统一训练，经费和水平有限，照顾不到“优等生”的个性化需求。

这就是当年单飞孕育而生的大背景。

当年单飞的代表人物李娜，明确说过：为了让我打更多高水平比赛，中国网球管理部门曾花了很多钱，所以，我会对他们进行回报，但怎么打，我不用再听别人的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，我可以为自己打球。

为自己打球，这是一名选手最真实、最具驱动力的初衷。

让体制内力量退居幕后，老老实实的当起众多“投资方”之一，权利和义务都按照合同来，不再有行政力量对专业事务的干预与干扰……

让培训模式多元化，不再只有体校、省市、国家队这一条晋升通路，而让更多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进来，混合培养……

这是不是如今中国网球蒸蒸日上、涌现出越来越多“郑钦文”的关键原因呢？